在長征鎮怒江苑7號樓加裝電梯成功后，普陀區有不少小區按照“怒江模式”成功實現了電梯加裝立項。此前，楊浦區有成功案例，徐匯區中山苑停擺的老電梯也通過業主自籌資金實現了“更新”。
受制于資金問題，困擾于個體得失不均的現實，老房加裝或更新電梯始終處于“冰凍”狀態。2007年以來，上海曾有一些小區通過各種路徑進行嘗試，幾乎都以失敗告終。
去年，“破冰”的跡象開始出現。近日，記者走訪了這幾個成功的居民小區，試圖去捕捉“春風”的源頭。
“社區大咖”是關鍵一環
記者對于多個成功安裝電梯的小區的調查發現，“熟人社區”對于居民利益的協調發揮著重要作用，而“熟人社區”中自然“生長”出的“社區大咖”則是電梯能不能裝上的關鍵一環。
普陀區梅川路的怒江苑小區7號樓加裝電梯花了一年多時間。他們家家戶戶“湊份子”，湊出電梯安裝費;如今，電梯運行已有半年，居民們不光為后續的電費安排了平攤方案，家家戶戶還自覺做起電梯清潔工作。不少來“取經”的居民看到電梯都感到“眼前一亮”:電梯內一塵不染，有一種“五星級的溫暖”。
怒江苑是上海大眾汽車于1998年建成的小區，算是售后公房，絕大多數都是當年的“原班人馬”。將近20年的鄰里相處，加上平日里工作上的接觸，兼具“鄰居”和“同事”身份的居民們，真正是“抬頭不見低頭見”。
家住7號樓602室的朱紅紅是加裝電梯的牽頭操辦人。財務出身的朱紅紅剛退休，為裝電梯這件事推掉了返聘崗位，專門辦理申請、報批等最繁雜的手續。“人家都說我們能裝上電梯是奇跡。”朱紅紅說，“我們這棟樓里的居民，沒有人大代表、政協委員、公務員，全靠齊心協力，把需要的46個圖章全部蓋齊了———房管部門的工作人員說，這與審批金茂大廈的流程是一樣的。”
自治平臺講求協商能力
上海關于推進基層治理的“1+6”文件把“自治能力”擺到了突出的位置。這其中，“優化社區協商共治平臺”是一個重要方向。老房裝電梯，考驗的就是社區的“協商能力”。
老房加裝電梯，需要一棟樓宇的居民集體協商，樓宇成了最小的“自治載體”。以往失敗案例顯示，底層居民的反對往往是導致整個項目失敗的主因。
朱紅紅說，樓宇里的協商，形式不重要，能不能讓所有家庭暢所欲言、彼此溝通，才是關鍵———很多矛盾，就是在居民的直接溝通中消失于無形。
怒江苑7號樓的協商會議，不講究地點，不拘泥形式，30多次協商會議都在居民家中舉行。高層住戶原本也擔心“底樓二樓的住戶不同意”;但是，面對面溝通過就是不一樣———101室住著陸龍根老先生和妻子，都已經70多歲;102室住著張健全一家三代四口人。拿到征詢單的他們，二話不說，大筆一揮勾了“同意”。他們表示:樓上的住戶每天爬八九十級臺階，裝電梯應該支持。
去年4月底，在與怒江苑業委會簽訂的《加裝電梯協議書》上，7號樓從101室到602室，所有12戶業主都簽了名，一個也不少。
裝電梯好事多磨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每家每戶的“份子錢”怎么攤。怒江苑7號樓經過測算，電梯成本、土建、安裝以及樓道裝修費用共需64萬，拿到各種補貼之后，業主需要自籌資金40萬元。
充分的協商仍然是關鍵。業主們就建造以及后續使用、維修費用分攤開了四五次協商會議，商定了最終方案:一樓住戶不出錢，二樓每戶出1萬多元，樓層越高出錢越多，最高的六樓每戶承擔11萬多元。
居民、小區、政府之間良性循環正在形成
在怒江苑、中山苑，居民們發現，在電梯項目運作的過程中，小區的信任鏈打通了，政府與社區的距離也變得更近了。
中山苑業委會主任齊江說，目前小區13幢樓的電梯全部“更新”;電梯通了，信任鏈也被打通:業委會通過公開招投標，召開業主大會征詢意見，選聘了新的物業公司;同時，張榜公布物業服務支出明細，動議調整物業費。經投票，物業費順利從每月每平方米1.2元上調至2元———一切平穩，沒人跳腳。甚至還有業主一下子補上了欠繳三年的物業費，“小區走回了正軌”。
在怒江苑，居委會書記毛萍芬也傳來好消息:通過7號樓的電梯加裝經驗，區房管局等部門找到第三方，為居民加裝電梯蓋公章設計“捷徑”。現在，小區內已有7個樓宇進行申請，周邊梅嶺北路小區也通過了征詢正式立項。毛萍芬笑著說:“政府部門不再高高在上，大家正在努力，不讓怒江苑成為孤例。”
編者按
致力于“創新社會治理，加強基層建設”上海“1十6”文件于去年1月發布。這一系列文件重新定位街道的功能，改變了街道的組織架構，更新了社區工作隊伍，鼓勵社會力量釋放活力，激勵著社區的創新精神。
對于生活在社區中的人們而言，評價這一年多來的改革成效，最實在的標準莫過于自己的“獲得感”。正是基于這一標準，本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:不少社區治理中的“瓶頸”正在突破，一些“卡殼”的實事開始推進，曾經一團亂麻的利益關系逐漸厘清。
